11月24日下午，著名军事评论员、广东省社科院客座研究员、凤凰卫视《军情观察室》主持人马鼎盛先生应邀在我校多功能报告厅作了一场精彩的形势报告。学校领导刘军保、陈玉民、何忠平及近400名师生一起听取了此次报告。

报告会由陈玉民副院长主持。

马鼎盛先生作了题为《国防现代化与中国的全球战略》的学术讲座。他从历史的角度入题，以独到的视角、精辟的言论全面剖析了中国所处的世界环境，分析了中国当前的军事实力，并且就中国新时期国防的发展方向，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在认真听完马先生的报告后，师生们积极踊跃地提出问题，同学们就海南在中国国防中的战略地位和中国台海关系等问题作出提问。马先生认真回答了在场师生提出的问题并对学生们活跃的思维大加鼓励。

马先生高深的学术造诣，生动、幽默的语言博得了在场师生阵阵热烈的掌声。整场学术报告气氛热烈，得到大家的一致好评。

最后，刘军保副院长向马鼎盛先生颁发了客座教授聘书。

马鼎盛先生与新葡萄新京威尼斯颇有渊源,他的妻子何坚娘女士（左一）是我校临床医学专业76级校友,现在香港行医。

本次讲座由宣传新闻部具体承办。海南电视台、海口电视台、南国都市报等新闻媒体对本次讲座作了专题报道。

报告结束后，马鼎盛先生在校领导的陪同下参观了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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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5年前,有人告诉我:“你对国庆大阅兵的评析真精彩,现在认识你的人要比认识你父母的人多了!”我才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我是粤剧名伶马师曾和红线女的儿子!

马鼎盛
香港军事评论员、中国近代军事史学会会员、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客席研究员。在香港出生,在北京度过青少年时代,毕业于广州中山大学历史系。1980年发表首篇论文《中日黄海大战的胜负问题》。1982至1989年在广东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工作期间,发表《香港战役十八天》等论文。
1989年回香港定居,先后在《明报》、《大公报》、《天天日报》、《星岛日报》、《文汇报》等报刊任职,撰写时事评论、军事专栏等,也曾经在香港电台等电子媒体任职。2003年海湾战争期间在凤凰卫视主持《军情观察室》大受观众好评,被称为民间军事评论家。

他,出身名门。粤剧大师马师曾和红线女是他的父母,但他说,不愿意活在父母的盛名之下。
他,经历坎坷。在北京的寄宿学校度过了寂寞的少年时光,随后,“文革”的冲击又让他当了10年的农民、工人。
“文革”后,他幸运地考上了大学。毕业后,先是做学术研究,再是当记者、编辑,偶尔客串一把嘉宾主持人。神奇的是,有时他竟比真正的主持人主持得还好。于是,他顺理成章地成为专业主持人。此时,他与最初的选择已经渐行渐远。
他,就是马鼎盛,凤凰卫视军情观察室主持人。

我上小学的时候,父母离婚了

过去,至少是在1999年之前,我都不愿在别人面前提及自己的父母,尽管他们是鼎鼎有名的粤剧大师。做他们羽翼荫庇下的鸟儿并非我想要的。
直到5年前,有人告诉我:“你对国庆大阅兵的评析真精彩,现在认识你的人要比认识你父母的人多了!”我才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我是粤剧名伶马师曾和红线女的儿子!
这一天,我等了很久。
在舞台上,父亲母亲是珠联璧合、密不可分的“红腔马调”。但从我记事起,他们就不在一起了。我上小学的时候,他们离婚了。
我开始懂得什么是舆论的压力,毕竟在当时名艺人离婚不是一件普通的事情;也开始明白自己的生活注定是要分成两半的,和父亲过一段,和母亲过一段。
父亲比我大49岁。年龄相差这么大,交流起来难免有些生涩。他是那种很传统的严父,对孩子经常吹胡子瞪眼,我小时候没少挨揍。
可父亲很注重我的教育。在我3岁的时候,就给请了一个穿长衫的老师教古文,不管我懂不懂都得摇头晃脑地跟着念。我那点古文底子就是那个时候垫下的,终身受益。大二有一次上古文课,老师让我们翻译一段古文“五十步笑百步”,老师刚写完,我就翻译完了,第一个交卷。老师说:“你有什么问题吗?”我大声说:“没问题,交卷!”真得谢谢父亲。
1964年4月22日,父亲突然去世了。这是我青少年时代最大的一件事。我当时的感受不是呼天抢地,而是木了;不是难受,而是一种茫然。
那年我15岁,还不太了解死亡的意义,好好一个人,怎么就这样没了呢?清楚地记得父亲去世前几天,还带我去西餐厅吃饭,给我点了牛排。我吃得起劲,他却不能吃,因为他得了咽喉癌,化疗后不能吃饭。他拉开领子给我看化疗的那块肉,完全烂了。
在我心目中,父亲是出类拔萃的粤剧艺术家。在他那个年代,识字的就不多,很多人都是七八岁用棍子敲着去学戏,唱下来都不知道自己唱的是什么。父亲不同,他是当了中学老师后才改行唱戏的,虽然个子不高,长得不帅,翻跟头也比不上练童子功的,但他凭着对剧本的深刻理解成功塑造了一个个人物。那种深刻和认真,我觉得,到今天都无出其右。
对母亲来说,艺术就是生命。她病了3天,在打点滴,突然任务来了,针头拔了就上台。3个钟头摸爬滚打下来,根本看不出她病了。卸妆后又立马躺倒,因为实在是撑不住了。
母亲很坚强。1966年她挨斗,被抄家、挂黑牌子、剃阴阳头、隔离审查、去扫大街……我去看她的时候,她很平静,像“文革”前一样,对社会、制度、领导、组织抱有美好的信念,还叮嘱我回去好好闹革命。
母亲的认真劲和父亲很像,他们都常说 :“上了舞台,就绝对不能欺场。”到今天我还会想起他们说这话的神态语气,做节目也好,写东西也好,我都会先过我自己这一关,不会苟且去弄一个什么东西。这一点点职业道德,算是拜他们身教所赐吧!
现在,母亲年纪大了,大半退休,偶尔上上班什么的,也挺好的。但她确实需要一个老伴,做儿子的总是希望她能够有一个快慰的晚年。

当农民当工人的10年,
也是我挨冻受饿的10年

我是共和国的同龄人,出生在香港,却在内地度过了动荡的青春岁月。新中国成立后,父母回到广州创建粤剧事业,8岁的我被送到北京育才小学和清华附中读书。
那个时候,母亲在广州工作,我自己住校。老见不到父母,我已经习惯了。
我5岁就上学了,比同班同学都小,加上又是小广东小香港,所以吃亏很大,经常挨打、受欺负。我不怎么玩弹弓、打仗之类的游戏,更偏爱体育运动。我练跳高、打球,甚至练“块”,举重、摔跤、拳击什么的都练。我要从体育运动中找到自我,找回男子气概。
“文革”爆发后,我到东莞农村下乡,当了4年农民,接着又当了6年工人。那段生活很难熬,身体上的磨练是小意思,精神上的痛苦才是最大的。
闲暇的时候,我会一遍遍地看《资本论》,然后根据我在工厂当统计员的实践经验,找出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错误的地方;我看历史故事,那里面有很多道理,看了长智慧。
当农民当工人的10年,也是我挨冻受饿的10年。
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真是饿得直冒酸水。我的胃病就是那个时候落下来的,现在有时会胃出血,不是喷射性的那种,是慢慢出,感觉不到,出了两礼拜我才倒下。
如果人生可以重来,我希望可以把这10年替换成平平坦坦的中学、大学生活。是的,这段生活是一笔财富,但没有必要这么长,了解农村和工厂的生活状态,一年两年就足够了,也没有必要非得让城市的读书人离乡别亲,改造成为农村的种田人。
到知天命之年,对这段生活我更多的还是感恩。人活一次不容易,没有第二次,老觉得世界亏待你,就不会有幸福感。我常常这样劝自己。
所幸的是,恢复高考后,我考入了中山大学历史系,开始了军事历史的研究,毕业后分配到广东省社科院,研究近现代军事史,开始是研究实习员,再是助理研究员,也算是走入学界了。
有人说,我现在没有做研究,当了主持人,人生拐了一个弯,相当于是被改写了。我并不这样认为。那几年的研究生涯让我受益匪浅,至少,我做传媒这十几年不离谱,看一篇稿子,不懂绝对不发稿。

那种快感无可比拟

我当上主持人,应该说是偶然。
1989年我到香港的时候,开始当的是报纸编辑,也写一些有关军事的报道和评论。碰巧赶上海湾战争,当时在香港有几个人讲军事,找了我之后,发现我讲得比其他人都好,就不断地找我讲了。
常常是这样,我先当嘉宾,当着当着就成了嘉宾主持人,紧接着就转正成了主持人。凤凰是这样,香港电台也是这样。
2004年,我正式加盟凤凰卫视,成为《军情观察室》的节目主持人,同时也担任《时事开讲》、《时事辩论会》及《时事直通车》等节目的时事评论员。面对着镜头,我一心想的是怎样讲好,没有感觉到压力。
你可以猜到,那不是我的“第一次”。
第一次录音,我12岁。那时,父亲每年都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港台同胞和海外侨胞作一个粤曲唱段拜年,现场需要有广东观众配音喝彩,我就去了。电台戒备森严,每一层都有好多岗,每一个拐弯都有岗,解放军叔叔荷枪实弹站在那儿。我第一次知道了录音是要NG很多次的。

摘自：《南方人物周刊》2005年18期　作者：王 娟